中国民营企业突围三重门

　　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企是最有效率的企业群体，西方社会给予了企业家非常高规格的文化尊重与制度支持。改革开放已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也无法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相提并论。在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已有大批中小企业死亡。为什么中国民企的持续生存能力如此脆弱，一度繁荣又迅速衰落？

　　文/郭成林 彭金涛

　　“一桶鱼只缺一点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京市茂隆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茂隆实业）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贡胜洪多次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企业的状况。

　　茂隆实业由原来的民政局下属企业改制而来。从1989年成立以来，依靠民政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这家以贸易为主的企业迅速发展。2004年改制以后，企业应该是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一腔热血的贡胜洪也正想大张旗鼓地干一番。但事与愿违，在贡胜洪花费了无数心血研发出“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这一核心产品之后，企业财力几乎耗尽，后续乏力。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却因无力规模化生产而一直在虚耗光阴。

　　自产品研发成功以来，贡胜洪四处奔波，试图说动各方资金为自己的企业“注血”。提及这段经历，贡胜洪的情绪便愈显激动起来，甚至将问题扩大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上。

　　“我们向银行贷款，但银行必须先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到做投资的企业，都要求我们提供硬通货作为抵押，那么请问作为中小企业有几家是有硬通货的，有的话还能叫中小企业么？国外的投资大会我也去参与了，国外公司对融资的概念是什么，他们先把钱借给你，之后你把买的地、盖的厂房、设备以及知识产权等抵押给他。”

　　为了找寻投资，贡胜洪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南京的两家投资公司要了茂隆实业的资料后便再无下文，用贡胜洪的话说，他们的行事作风“鬼鬼祟祟”。贡胜洪为了引资，给江苏投资网提供的材料以及一万元也同样石沉大海，而江苏投资网则一直以来据称是江苏省最大的投融资平台。通过跑中洽会，贡胜洪结识了一些人，据说是搞投融资的专家，但到头来也都是不了了之。

　　从原来的顺风顺水到面对市场的无所适从，贡胜洪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提及资金问题，这位果敢干练的企业家甚至表现得羞怯不已。

　　“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遇到了资金的问题，当初是在产品的技术、材料等方面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对市场的运作却准备不足。有些行业只需要几十万就可以逐渐地把规模做起来，我们的企业却必须有几千万才能规模化运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只有在提及产品的时候，贡胜洪才又会显得信心百倍。

　　贡胜洪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产品是当前世界各国解决汽车尾气污染的主要设备。目前机动车排放系统都要安装“三元催化净化器”，核心部分的载体制造材料有两类:陶瓷载体和全金属载体。目前国内汽车安装的三元催化净化器绝大多数是陶瓷载体，只有进口车辆和一部分高级轿车才使用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载体。这些进口车辆采用的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载体也是进入本世纪后才在欧美国家生产，普遍价格昂贵。

　　根据贡胜洪介绍，与陶瓷载体相比，茂隆实业生产的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载体有一些显著的优点:载体壁薄、加工孔距大、净化面积高、寿命较陶瓷载体提高数倍等，载体经涂覆配方调整后，排放净化可达到欧Ⅳ、欧Ⅴ标准，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贡胜洪把与产品有关的专利证书、科技查新报告、产品检测报告等一并拿给记者，“我们填补了国家一项空白”，贡胜洪说。

　　然而当南汽、柳汽、奇瑞等汽车制造企业认可了贡胜洪的产品，并希望他扩大生产规模，伸出要求供货的“橄榄枝”时，贡胜洪却已后继无力。

　　为了产品研发，贡胜洪已经投入了上千万的资金，如今更是几乎搭进全部家当，把公司的办公楼也做了抵押，但公司规模仍旧像个“小作坊”，年产净化器仅8000余套，远远不能满足各汽车整厂的配套需求。长期以来，“一桶鱼只缺一点水”，由于得不到这点水，贡胜洪一直在原地踯躅。

　　为了企业的发展，贡胜洪曾经找到南京市政府，但是政府部门却不太可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提供多少帮助。

　　“在北京，可以拿知识产权作为抵押在银行贷款，但南京不行。政府部门也表示只能锦上添花，难以做到雪中送炭。我又跑了科技部火炬中心，火炬中心总工程师听了我的介绍。现在正在申请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项目，这个项目就资金所得来讲，只是作为国家对项目的鼓励，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仍然在积极申请。”

　　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在听说贡胜洪的困境之后，提出对茂隆实业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收购要约，希望返聘贡胜洪为技术总监，并许诺50万美元的年薪，贡胜洪一口回绝。

　　“我不太了解经济政策，我也不太懂资本运作，我只是想要把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尽快地推向应用，没想到这个技术转化需要那么大的起步资金。”贡胜洪说。

　　为自己对汽车零配件市场的“错判”，这个从事贸易起家的民营企业家感到很懊悔。但他始终不解，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为何这样的节能环保创新产品却难以找到资金？“如果这项技术是在国有企业诞生的，今天我早就大规模生产了”，贡胜洪的话道出了中国无数民营企业家的辛酸和无奈。

　　贡胜洪的故事只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民企发展之路依然是曲折和艰难的，因为谁也无法预料，这些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民营企业家是否能跨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厚厚的三重门:宏观调控、行业壁垒和文化基因。

　　第一重门:宏观调控

　　让我们来看一些盛世中令人深思的数据。

　　2008年4月下旬，浙江省公布了一季度的经济数据，GDP增幅同比回落了2.8个百分点。以温州经济实力最强的瑞安市为例，一季度GDP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从省、市、县上报的各类数据来看，2008年开春的一系列数据的滑落，已经不是用“结构性”问题可以解释的。“一产、二产、三产全线回落，这也是今年极少见的情况”，浙江一位经济人士如是评价。

　　2008年4月底，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应温州市政府要求，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反映，温州40％的中小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处于关、停、半停工状态，甚至倒闭。5月，据人大温铁军教授的研究，温州地区的民间地下融资利率达到了月息二至四分。在信贷骤然紧缩的2007年底，东皖、顺德、温州大批民营企业也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2007年初，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中国政府也在这一年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针对的问题是投资全面过热，通胀压力陡增。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很容易找到解释: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降、资金成本过高、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等。在这些因素下，企业终端产品涨价没有完全消化成本，企业撑不下去，只有倒闭。

　　但是，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民营企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抵抗力最差，最禁不起“调控”。

　　2007年以前，在中国企业将近三十年的成长史上，大抵经历过六次宏观调控，分别是1981年、1985年、1989年、1995年、1998年和2004年，而每一次宏调都非常显著地展现出“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特征。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合理的金融和税收政策，使每次调控都成为民企的梦魇，

　　而这一次，很多学者和专家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遭遇危机的企业都是低端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型的民企，根本无法适应当今世界价值链的竞争模式。如果“中国制造”与“中国出口”无法顺利完成转型，把利润重心向价值链高端转移，该类民企在2008年的宏观调控期间必将大面积死亡。

　　然而，这种解释是似是而非的。他们大概忘了，转型是需要资金的。在一个资源错配的市场，企业的创业激情和技术创新都会受到极大压制。贡胜洪的悲哀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并付诸了努力，但最后就缺一点“水”，而对这点“水”的渴求在宏观调控、信贷紧缩的背景下，变成了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