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赏之下必有创意

　　X奖基金会宣称，安萨里X奖直接激发了1亿美元的研发支出，是奖金自身价值的10倍。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对于许多诱人的挑战而言，这是个可以一再重复的招数。

　　但是，对于悬赏方式流行起来之后可能出现的结果，X奖和Netflix奖也许提供了一幅过于乐观的画面。其实，悬赏可能会变得乏味。对于Innocentive网址上列出的问题——“挑战内容：按现有规格以更短的周期制作一种特定的柠檬酸酯”（奖金4万美元）——乏味的时刻已经来临。

　　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关于肺炎球菌病毒的“发达市场承诺”，投入研究的资金数额已经如此庞大，因此很难想象，仅凭15亿美元“奖金”的魅力，能在科学家和发明者的心目产生多少份量？

　　奖金本身要起到鼓励作用

　　不管是平淡乏味的创新，还是数十亿美元的研究项目，奖金本身要起到鼓励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奖项就不会像安萨里X奖和Netflix奖那样带来数倍的研究投入，而是会愈发需要与其他赞助创新的方式——即拨款和专利——平等竞争。要成为拨款和专利之外的重要赞助方式，奖金的金额需要变得十分庞大，其水平平均而言足以覆盖所有希望获奖者的全部可能研究费用。这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吗？

　　奖金得主们认为，这些奖项是更广泛的创新促进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要完全取代拨款或专利。相反，人们希望，这些奖项能有助于弥补其他方式特有的不足。

　　专利的缺陷来自于它的设计：为了奖励创新者，专利带有垄断的特征。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垄断会扭曲价格，专利最好也只能算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为了从一些客户那里赚取利润，专利会把他人拦在市场外。最显而易见的受害者就是穷国的消费者。

　　在理想的世界里，奖项可以取代专利。政府可以向创新颁发奖金，而不必授予专利。发明者可以把奖金装入腰包，却不允许使用任何垄断权，因此，创新成果可以免费使用在提供给贫穷消费者的产品中（例如，提供给非洲的廉价药物），而且重要的是，还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创新。但要解释这个观念，就要看到它的局限。政府怎么可能全面了解创新的成本和收益，乃至创新实现的可能性，从而给它贴上价签，注明有奖竞争的权限？由于这个原因，奖项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取代专利。不过也并非毫无可能。

　　18世纪悬赏的现代继承者

　　18世纪的罐装食品、水力涡轮机和确定海上经度等奖项，在现代社会自有其继承者，那就是为贫困者提供疫苗的“发达市场承诺”：这个承诺目标明确，相关成本与收益可以估算。它带有准奖金的性质，通过获奖合同将专利体系推到了一旁。这份合同既尊重专利，又为专利持有者获得大笔补贴设置了条件，严格限制了持有者使用专利的权利。

　　原则上讲，奖金也可以是基础研究拨款的补充，让科学家的努力和成果都能得到回报。例如，有一种专为培育长寿命白鼠而设立的“M奖”(Mprize)，其最终目标是延长人类寿命。波士顿一位商人10年前设立的克雷数学研究所(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是一家非盈利机构，它设立了上百万美元的奖项，征求7个“千禧年”数学问题的答案。

　　这些奖属于特例，但奖金确实曾是鼓励基础研究的标准做法。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在18世纪，以奖金或奖章回报研究成果的科学团体的数量，是用拨款回报研究活动的科学团体的两倍还多。当这种模式发生变化后，为了分发拨款，而不是拿出指定的奖金，科学团体有时会忽视捐赠者的愿望，甚至会让已故捐赠者的遗嘱作废。

　　历史学家对这个趋势的标准解释是：一旦科学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领地，奖金也就不再是赞助创新的合适方式。汉森对此不敢苟同：“多数研究奖金问题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奖金和拨款对研究者行为的不同影响上，但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提供奖金或拨款的人能从中得到什么？”

　　有拨款，就有腐败机会

　　汉森提出，对于官僚机构来说，拨款比奖金更具吸引力，这里面有多种原因，而且并不是每个原因都能让人赞赏：“有了拨款，就会有各种可能的庇护关系和腐败行为。”就算没有公然渎职，也有大量捞油水和结党营私的机会。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年度预算中，拨款比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更容易做账，因为这笔奖金也许明天就可以兑现，也许需要一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兑现。对于汉森来说，正是这些原因使拨款在19世纪取代了奖金，而不是因为拨款有什么内在优点。

　　由于讲求结果的私人基金会提供了大量资金，奖金形式如今可能正在卷土重来。不只是X奖和千禧年数学问题奖，就连肺炎球菌病毒疫苗奖也有一部分资金是由私人资本提供的。各国政府也在纷纷介入。美国航天与国防研究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都在运用创新奖。其他政府机构看来也会效仿，例如，奖励氢燃料技术进步的“H奖金”。

　　如果汉森的见解是正确的，这个新趋势就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显示钟摆正向谨慎使用奖金的这一端摆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确信奖金这种形式能够大加推广。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疫苗产业研究专家安德鲁•法洛(Andrew Farlow)警告称：“各种文献将奖金推崇为万能灵药，直到最近，对这个问题的辩论才多少严肃了一点。想想这会带来多少真正的风险？”

　　问题在于细节

　　法洛提出，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细节。艾滋病疫苗是一个耗资不菲的遥远前景，可能需要设立一个奖金高达100亿或200亿美元的奖项。公司及股东必然会质疑，这个奖金是否会全额兑现？而兑现部分奖金的触发机制也难以定义：早期的疫苗很可能比较昂贵、容易出错并且伴有风险，但它总比没有要好。捐赠者也不会想看到全部资金都投入这些研究活动，却没有余钱来鼓励那些卓越的后继者。在事关数十亿美元的情况下，什么才是“足够好”，你倒是用法律术语去界定一下！

　　捐赠者可能会为一件接近标准的产品支付不必要的巨额资金，又或者，可能颁奖条件过于严格，奖金数额太小，不足以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关注、热情和政治意愿都会被耗竭。法洛总结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合乎经济规律，但你究竟能不能设立一个规模足够大或足够正确的奖项，能在这些情形下有效运行，这是件值得怀疑的事。”

　　但是，“发达市场承诺”的支持者们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是评估和支持“发达市场承诺”的领衔力量。这家智库的副总裁鲁丝•莱文(Ruth Levine)称：“毫无疑问，总会找到一种以分析为基础的明智的办法来解决这些挑战。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人们会依据良好的实践经验，拟定具有实质意义的提议或合同。”

　　试点计划就是肺炎球菌疫苗奖。它于2007年2月原则上设立，现在已基本成形。这是一笔大交易——大笔资金放到了桌面上，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与其他可能的“发达市场承诺”相比，肺炎球菌还是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因为有两种可靠的疫苗已经进入最后的研发阶段。莱文承认，相对于纯粹的创新奖和采购合同，这个案例的近似程度相同，但她相信，对于捐赠人能否做出共同承诺并解决好法律和财务方面的挑战，人们可以通过这次演练加深了解。她表示：“这绝不会是一次纯粹的尝试，看看将一种类似市场招标的东西放在遥远的将来，能否给公司带来进行早期研发的动力。”

　　这是“发达市场承诺”支持者们的梦想，但真正的考验——疟疾和艾滋病疫苗奖——尚未到来。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看到私营公司是否会上钩，公共投入能否物有所值。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制药公司会检查附属细则：钟表大师约翰•哈里森只是在直接向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上诉之后，最终才为其精良准确的航海用表争取到了奖励。从来没有人认定，他或者是其他任何人满足了获得“经度大奖”的必要条件。

　　译者/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