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持金：中国商学院向哈佛学什么

　　边长勇

　　哈佛商学院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强迫曲线。如同现在企业流行的末位淘汰，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班必须有15％的人不及格。制度尽管残酷，可符合市场竞争的精神

　　毕业10年多，哈佛商学院在刘持金身上的“印迹”仍很清晰。

　　在刘持金的办公室内，哈佛商学院出版的书籍比比皆是，他的手指上套着哈佛商学院的戒指，他的领带上哈佛商学院的标志也很醒目。

　　“我特别能熬夜，我的员工都熬不过我。”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总裁、哈佛商学院北京校友会会长刘持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这是他在哈佛商学院熬夜“写作业”时形成的生活习惯，“我可以连续三天熬夜到三四点。”

　　“就像读中学”

　　“哈佛商学院是全球经济的‘晴雨表’。”刘持金用切身感受给出这样的判断。

　　不过在刘持金入学的上世纪90年代，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还很少，刘持金一入学被当作稀有人才看待。每当提到亚太问题，大家的眼睛都转向他，“其实我也了解有限。”在课下，刘持金不得不为这种“期待”做大量的前期工作。

　　刘持金进入哈佛时已不是“毛头小子”，任杜佛集团副总裁的他已有5年半工作经验。

　　现在回忆起哈佛商学院，刘持金说“就像读中学一样”。

　　“多数人很少睡觉，不想刻苦也得刻苦”，每天3个案例，每个20页，然后还要准备5到6个问题，如果积压一天就会成为6个案例，熬夜学习自然在所难免。“12点之前很少睡觉，一两点也正常，晚睡但也必须早起，8点40分准时上课。”哈佛商学院被称为“商业的西点军校”，其“制度设计的不灵活性，让学生必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同学中，一个韩国学生和一个日本学生退学，还有一个俄罗斯学生在纽约跳楼自杀。

　　哈佛商学院还有一个全世界商学院独一无二的制度：强迫曲线。如同现在企业流行的末位淘汰，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班必须有15％的人不及格。制度尽管残酷，可符合市场竞争的精神，“在市场上，即使你做得很好，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你就输了。”而且15％淘汰的考评并不是学期末才完成，每堂课都要记录发言成绩，平均占到总成绩50％，这就要求学生均匀用力，不能放松。

　　“不是哈佛的学生有多优秀，而是在多年形成的制度之下，不用功也得用功。”他说，“或者说成为优秀的人，这些就必须做到。”

　　开放与灵活

　　哈佛商学院的一面是严谨和“死板”，而另一面则是灵活与开放。

　　“除了学习成绩，没人管你。”刘持金如此形容哈佛商学院的开放与灵活，学生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其中很多是相当前沿的领域。当时的互联网热潮还没兴起，E-mail也只是计算机系学生实验室中的东西，但在哈佛商学院已经有不少于10个通讯俱乐部。当时的VC也只是萌芽阶段，全世界也不过只有几十个VC公司，但在哈佛商学院的VC俱乐部中，已经有400多个会员。

　　哈佛商学院开放和灵活的文化，也让刘持金有了将自己的班级抹上一片中国色彩的可能。在哈佛商学院，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欢迎仪式，“我们班的欢迎仪式就是我首创的。一来客人，就哗地站开，来上30秒钟的太极拳。”刘持金教的方法也很“中国”，用手比划：买个大西瓜，一刀切成两，一半给你，一半给他。

　　哈佛启示录

　　哈佛毕业后，刘持金在商海几经磨炼。几年前他从诺基亚职位上的辞职，曾引起很大轰动。之后的刘持金开始自己创业，创立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

　　“在思维上我现在更多用战略性思维，看到前因后果。”

　　哈佛商学院的竞争精神也给刘持金很大影响，“不刻意喊口号，而是如何比别人强，独特的优势在哪里？目标设定后坚忍不拔走下去。”

　　“哈佛也讲关系。”刘持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在哈佛商学院学生中，很多都在国际商业里有很出色的表现。在哈佛商学院校友会的150多人，包括众多政商显赫人物，在国内私募基金和风投中至少一半领导人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刘持金承认这也让他受益匪浅。

　　“哈佛商学院的网络维护非常好，毕业这么多年，从没有感觉离开学校。”

　　相比之下，在把建立网络看成第一位任务的国内商学院中，网络维护往往不能如此细致。“学生想建立网络，有功利目的，这没问题，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你在交付这种价值时，还要有更重要使命。”刘持金认为中国商学院还应该提供尖端的研究成果，以及高质量的教学，国内还有部分商学院用名誉去换钱，现在各种建立网络为目的的课程比比皆是，在哈佛商学院也有这种课程，但并不提供学位。

　　“中国所有的商学院都应该尝试建立一种制度，哈佛换了2个院长，我没有觉得它变得更好，也没觉得他变得更差，而是保存了它应该有的东西。国内商学院的各种制度理论上有，但实际上还没有见到建立起来一种严谨的体系。”

　　同时，国内商学院的国际化水平，尤其是语言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不把语言打通，教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