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在全球的好坏标准

　　王长春

　　通用电器(GE)是一个好公司吗？

　　这个问题本来不难回答。但自从企业社会责任(CSR)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商业思想乃至成为企业长期战略部分时，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了。

　　譬如在中国，有不少跨国企业管理人员，至今仍怀念“中子弹”杰克。韦尔奇所一手缔造的那个GE“黄金时代”——无论是管理理念变革，还是大规模应用新技术，还是纯粹的销售额和利润数字，杰克和现在的伊梅尔特先后领导的GE，仍然在日益芜杂的商业经典殿堂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中心。

　　与此同时，伊梅尔特一手发动应对环境恶化和天气变暖的“绿色创想”改造计划，也因为有效嵌入了GE在多个能源和机械制造领域的长远竞争战略，而变得日趋锋利——这也为GE在管理持续创新上，获得了更大的尊敬。

　　但如今，一个居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默默无闻的劳工权益组织——POLICY MATTERS，因为一种同中国沿海城市厦门“奇特的联系”，使得中国舆论界，一时对GE的“好坏”评判，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POLICY MATTERS组织，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对GE在厦门一个节能灯制造企业存在的超时加班、不发工资条等违规行为，作了详尽的调查和揭示。查阅其网站上公布的调查报告，一幅幅拥挤、阴暗、危险原料杂乱堆放的照片，不由让人联想起“血汗工厂”等字眼——这也正是国内现有一些轻率报道所热衷放大的。由此推演，GE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公众心目中急剧沦落为一个无情榨取工人“坏的跨国公司”的代名词。

　　然后真相远未得到完整解读，一如那个居于该事件更大背景中的CSR中国现状。

　　POLICY MATTERS的报告，其实倒也诚实：在报告背景介绍中，披露了GE在俄亥俄的表现，没有体现更多“社会责任”，因为连续几年的产业调整和转移，已经深刻影响了该州的传统灯泡制造产业——GE为应对美国能源法的调整，将新的节能灯制造产业，逐步集中到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沿海。而厦门当地政府，正热烈迎接这样一波产业变迁浪潮，并雄心勃勃要打造成“全球节能灯制造中心”。

　　GE的产业转移，直接导致了数百名俄亥俄普通技术工人失业，他们身后，是更多面临生活质量下降前景的家庭成员。所以，GE应当“负责任地”多解决美国当地的就业，这份报告如此建议。

　　巨大的口号背后

　　竭力在全球推广“绿色形象”的GE，或者终于真正开始在中国推行“绿色采购”的沃尔玛，和一心想摆脱杰克阴影的伊梅尔特，励精图治的李·斯阁特，他们能真正在将庞大产业触角深入到地球每一个角落的同时，始终在内心深处存有一份对社会责任和公正的敬畏吗？

　　换句话说，如果GE们真的迫于美国国内四处蔓延的劳工组织压力，放缓产业调整步伐，增加本地雇用，就能被真正认为是“负责任地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吗？

　　那么那些远在大洋这一头，同样在热切渴望一份相对稳定、待遇相对要好的跨国公司制造一线工作的农民工们，他们同样应当享有更好的生活权利，又在哪里？

　　这样简单化的比较，自然远不能解释类似富士康劳工待遇事件、GE厦门工厂事件在中国国内所持续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深远影响。

　　因为在这块剧烈变化的土壤，在很长一段时间，有关CSR所发生的一切讨论和争议，都只是一个遥远、空虚的回响，一个被反复拿来作秀的工具。与此对应，对CSR到底如何理解，如何建构，如何演变，如何执行，如何同企业中长期战略融合等更深层次问题，更是停留在粗浅的认知层面。

　　但一如物体的光明面和阴影面总是缠绕在一块，我们也逐渐有了这样的认知和判断：随着CSR理念和执行的成功案例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国内社会和业界，一种基于更广维度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理念的共识，终会形成，并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自发拥护。

　　道理其实也简单：设想即便最后GE的厦门工厂和调查组，得出结论，宣称俄亥俄的那个非政府组织，所做的调查报告“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偏见”，仍难以阻挡一种已经浮出水面并迅速扩散的观点，俘获更多国内民众的心——那就是目前国内为数众多的制造企业，其中也包括那些全球500强的制造厂，其现行劳工待遇标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仍有一些“残酷对待工人”或者“克扣农民工薪水”事件发生，并且无一例外引起社会巨大的公愤。

　　从宣传到战略

　　通过对CSR在中国现状一种粗略的解读，不难发现，现在主流商界，包括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标杆公司，对CSR认识水平，仍急需全面提升。而这也直接影响到公众对这些公司的期待和真实情况存在巨大落差的认识和理解。

　　如果说，五年前CSR在中国甚至美欧主流商界，仍只是一个时髦概念，那么现在，许多世界500强公司，则已经将其真正作为可以提升企业真实价值的战略——包括企业形象和商业价值。高盛等投行，曾对不少美国大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其经营业绩关系作长期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那些重视CSR的企业，往往能依靠员工生产率提升，以及更好应对市场环境突变的灵活性提升，最终胜出。

　　在国内，CSR也在逐渐褪去浮躁和喧嚣。尽管蒙牛创立者牛根生设立的“老牛基金”，在具体执行上，仍有系统性思维不足和执行架构不够透明等弱点，但至少已同为数不少的领先企业一道，在创新理解CSR机制，以及用“企业家精神”经营社会责任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局面。这是一个虽然局限却相当有震撼力的进步。

　　然而，更多的企业，对“做好”企业和赚“最多的钱”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既相互影响又互相独立的关系，仍然缺乏系统的认识。许多大企业领军人物，在现实情况下，仍然缺乏一种长远、战略思考。比如，那些纸面财富一个比一个多的“地产新贵”们，往往仍将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一种无目的、广散钱的慈善行为，同时甚至不去认真思考是否应在企业组织内部，设一个权责清晰的CSR专责岗位；又如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型国有企业负责人，甚至有目的地混淆了追求垄断利润最大化的“好”，就是对广大社会阶层的“好”；或者那些为数不少的新锐网游公司，往往用一篇宣传稿，取代了原本可以切实为身边社区孩子们更健康地使用网络作出贡献的行动……

　　从口号到真实，这中间的断层，自然不那么容易跨越。然而当我们身边越来越多人，都开始学会思考是选择“最廉价的袜子”，还是“好袜子”的时候，那些同样学会独立思考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也会严肃地对待这样一个不断放大的信号：在中国，我们不仅仅需要很多成功的企业，还需要更多“好的企业”。